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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赫特为什么求助于蒋介石?(3)

沙赫特为什么求助于蒋介石?(1) 2011年01月08日 10:50 分类:人文 阅读:2962 评论:0 大陆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利用存档海外的《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书信》内容,披露二战期间“蒋介石策动德军军队推翻希特勒”的“秘史”。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先生则撰文质疑蒋介石“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并对德国反抗力量求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也持完全否定态度。 1934和希特勒一起阅兵的帝国银行总裁、帝国经济部长沙赫特。 现有史料不能证明“策反”说 历史学者杨天石先生利用存档海外的《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书信》内容,披露二战期间“蒋介石策动德军军队推翻希特勒”的“秘史”。根据杨先生引用的史料,1941年,曾经留学慕尼黑、时任中国驻德使馆商务参赞的齐焌,在相熟的德国商界、军界和政界人物处得到德国内部反抗希特勒力量(以下简称德国反抗力量)的消息,并受前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之托转告蒋介石,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派专人代表德国反抗力量联络英美。此后,蒋介石于1942年再度派遣齐焌前往瑞士,在日记中写下“运动德国军队倒戈”之语。1943年,蒋介石又在给宋美龄的电报中提及,希望宋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德国反抗力量的立场。 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先生则撰文质疑蒋介石“策动德军倒戈”之说,并对德国反抗力量求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也持完全否定态度。汪先生在文中称,“至于说德军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反纳粹德军将领与敌方,尤其英国方面,早有管道,何须由蒋介石中介?固不必说当时之中国已自暇不顾,有何能力干预别国的内政,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亦无特别交情,由蒋转达有何方便与好处?”杨天石和汪荣祖两先生此后又分别在媒体上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其实,仔细研读杨天石先生举出的史料,“策动德军倒戈”的说法,除了蒋介石本人在日记中提及外,并无具体事实可以佐证。齐焌在1941年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及国防部经济厅负责人托马斯接触时,两人明确提出的是希望蒋介石代为向英美传话,而齐焌在1942年被蒋介石派往瑞士后,他发给宋子文及蒋介石的种种信息,大部分是在汇报德军战争动态,德国国内以及德占区民情,在“报告重要事件之进展程度”时,齐焌只表示“求国际合作之友人等工作甚感困难”,“亦有宁与苏俄彻底合作,不愿沦为英美殖民地之可能”等,丝毫没有提及他自己任何“策动倒戈”的具体行动。齐焌的角色似乎更是一个传递情报者。在齐

江湾战犯监狱关押的部分日本战犯简介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在提篮桥监狱、 2006/11/8 10:40:12 江湾战犯监狱关押的部分日本战犯简介 安藤利吉 大将,侵华日军驻台湾总督、司令官。 冈部直三郎 大将,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谷寿夫 中将,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主犯。 田中久一 中将,侵华日军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兼日本驻香港总督。 福田良三 中将,侵华日军中国方面海军舰队司令。 左近允尚正 中将,侵华日军中国方面舰队参谋长。 泽田茂 中将,侵华日军第十三集团军军团长。 堤三树界 中将,侵华日军第六十八师团长。 谏山春树 中将,侵华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 野地嘉平 中将,侵华日军第一三三师团长。 奈良日光 中将,侵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军团长。 细川忠康 中将,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长,第四十三集团军军团长。 田中勤 中将,侵华日军第六十一师团长。 柴山兼四郎 中将,侵华日军第二十六师团长,日本陆军省次官。 松井太久郎 中将,侵华日军第十三集团军军团长,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日本驻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 十川次郎 中将,侵华日军第十师团长,第六集团军军团长。 落合甚九郎 中将,侵华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长。 鹰森孝 中将,侵华日军第十二集团军军团长。 盐泽清宣 中将,侵华日军第一一九师团长。 船行正之 中将,侵华日军第六十四师团长。 三浦忠次郎 中将,侵华日军第六十九师团长。 宫川清三 中将,侵华日军第四十师团长。 内田银之助 中将,侵华日军某师团长。 伴健雄 中将(职务不详)。 落合松二郎 中将,侵华日军第六十师团长。 内田孝汀 中将,侵华日军第七十师团长。 矶谷廉介 中将,侵华日军关东军参谋长。 藤田类太郎 中将,侵华日军青岛特别陆战队长官,日本中国派遣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长官。 三浦三郎 少将,侵华日军上海宪兵队长,第一一四师团长。 朱崎勘什 少将,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梅机关”机关长。 浅海 少将,侵华

华德路监狱、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统称旧提篮桥监狱),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上海第二特区监狱(统称马斯南路监狱),江苏第二监狱(又称漕河泾监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又称龙华看守所)

本章收录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1903年5月)至1949年5月期间,华德路监狱、司法行政部直辖上海监狱(统称旧提篮桥监狱),法租界会审公廨监狱、上海第二特区监狱(统称马斯南路监狱),江苏第二监狱(又称漕河泾监狱),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又称龙华看守所)被囚禁的部分志士仁人简介近300人。 本章还收录了抗战胜利后旧提篮桥监狱关押过的部分汉奸犯简介近70人和旧提篮桥监狱、江湾战犯监狱关押过的部分日本战犯简介近50人。 本章人物传略和人物简介均按出生年份为序排列,出生年份不详者放在最后。 第二节 旧监狱囚禁的部分志士仁人简介 2006/11/8 10:32:07   一、旧提篮桥监狱囚禁人士   章太炎(1869~1936) 又名章炳麟,浙江余杭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上海国民法政大学校长。系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因《苏报》案,1903年12月起囚禁狱中,1906年6月出狱。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等。 邹容(1885~1905) 四川巴县人。早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学生爱国运动,主张推翻清政府。因《苏报》案,1903年12月起囚禁狱中,1905年4月瘐死狱中。1912年2月被南京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著有《革命军》。 王凌波(1888~1942) 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就读于湖南高等学校。1929年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驻湖南通讯处主任、新四军驻湖南办事处主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1930年9月~1932年2月囚禁狱中,化名黄德宣。 李维汉(1896~1984) 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历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长、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延安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宣传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四、五、八届中央委员,第五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部分汉奸犯简介

第三节 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关押的部分汉奸犯简介 2006/11/8 10:39:15 温宗尧(1867~1947) 广东台山人,曾任日伪维新政府立法院院长、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司法院院长。 闻兰亭(1870~1948) 江苏武进人,曾任汪伪全国商业统制会董事长、上海市商会董事长、纱业同业公会董事长。 盛幼盦(1875~1953) 江苏武进人,曾任京汉铁路副局长、代局长,后与日本人从事鸦片买卖,牟取巨利。 林康侯(1875~1965) 上海市人,曾任日伪上海特别市银行业公会秘书长、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监察长。 袁履登(1878~1954) 浙江宁波人,曾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上海难民救济会秘书长、汪伪上海市商会理事长。 徐维震(1880~?) 浙江桐乡人,曾任汪伪上海高等法院院长。 倪道烺(1881~1951) 安徽阜阳人,曾任汪伪安徽省省长。 梁鸿志(1882~1946) 福建长乐人,曾任日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 潘毓桂(1882~1961) 河北盐山人,曾任伪临时政府天津市市长、汪伪华北垦业公司董事长。 谢葆生(1883~1946) 曾任汪伪江苏省警察厅厅长。 江亢虎(1883~1954) 江西弋阳人,曾任汪伪铨叙部部长、考试院院长。 唐少侯(1883~?) 安徽凤阳人,曾任汪伪财政厅厅长。 蔡培(1885~1960) 江苏无锡人,曾任汪伪工商部次长、汪伪驻日本大使。 严家炽(1885~?) 江苏吴县人,曾任汪伪财政部常务次长。 吴蕴斋(1886~?) 江苏镇江人,曾任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中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常玉清(1888~1947) 湖北江陵人,曾任汉奸组织“黄道会”头目。 王荫泰(1888~1961) 浙江绍兴人,曾任伪临时政府实业部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夏奇峰(1888~1961) 江苏泰州人,曾任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汪伪审计部部长。 许建屏(1889~?) 浙江嘉兴人,曾任汪伪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学昌(1891~1952) 河北安新人,曾任汪伪南京市市长。 杨班侯

1919年,五四运动学生在街头演讲 其实是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门口吧?杜亞泉 和合本聖經 基督教傳教運動的副作用 太平洋国际学会确实与基督教青年会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是1911年由美国青年会出资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购地建造的一座四层大楼(现已拆除),1913年10月落成。大楼北部是礼堂,紧挨着金鱼胡同,后改为芮克电影院、红星新闻电影院。 照片拍摄者甘博在1917-1919年间及1924-1927年间,两次出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https://page.om.qq.com/page/OSwgIHRGul8Z4gkk6ovldy9w0 1902年,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上修订青年会宪章,定名为“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去掉“学塾”二字,使青年会成为包括社会各界的组织,全国机构称“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 其实,1919年韩国的“三一运动”,一开始也借助了基督教会的影响力。 太平洋国际学会确实与基督教青年会脱不了干系。 起先是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1919年提议在檀香山举行环太平洋地区基督教青年会会议。1921年,这一提议发展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Pan-Pacific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暑假过后,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创刊,郑振铎主编,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成立于1913年11月,成员以学生为主,原带有宗教性质;此时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减淡,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参加进去,更将它改造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社团。 《新社会》的《发刊词》是郑振铎写的,强调提出“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译)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创刊号一出,郑振铎便携带刊物拜访陈独秀,并在陈独秀的指示下写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3期)。 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9期)中,郑振铎指出青年们应该“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在第12期发表的《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中,他再次号召:“我亲爱的同学们!去!到田间和工厂里去!” 1920年4月国际劳动节三十周年前夕,为配合中国工人阶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庆祝该节日,郑振铎还特地把《新社会》第17至19期(分别于4月11日、21日与5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