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学生在街头演讲 其实是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门口吧？杜亞泉 和合本聖經 基督教傳教運動的副作用 太平洋国际学会确实与基督教青年会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是1911年由美国青年会出资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购地建造的一座四层大楼（现已拆除），1913年10月落成。大楼北部是礼堂，紧挨着金鱼胡同，后改为芮克电影院、红星新闻电影院。 照片拍摄者甘博在1917-1919年间及1924-1927年间,两次出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https://page.om.qq.com/page/OSwgIHRGul8Z4gkk6ovldy9w0 1902年，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上修订青年会宪章，定名为“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去掉“学塾”二字，使青年会成为包括社会各界的组织，全国机构称“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 其实，1919年韩国的“三一运动”，一开始也借助了基督教会的影响力。 太平洋国际学会确实与基督教青年会脱不了干系。 起先是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1919年提议在檀香山举行环太平洋地区基督教青年会会议。1921年，这一提议发展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Pan-Pacific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暑假过后，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19年11月1日创刊，郑振铎主编，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属“社会实进会”刊行。社会实进会成立于1913年11月，成员以学生为主，原带有宗教性质；此时由于新思潮的冲击，宗教色彩减淡，郑振铎与瞿秋白等人参加进去，更将它改造为一个强调“社会改造”的社团。 《新社会》的《发刊词》是郑振铎写的，强调提出“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按，即‘民主’的音译）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创刊号一出，郑振铎便携带刊物拜访陈独秀，并在陈独秀的指示下写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3期）。 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发表在第9期）中，郑振铎指出青年们应该“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在第12期发表的《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中，他再次号召：“我亲爱的同学们！去！到田间和工厂里去！” 1920年4月国际劳动节三十周年前夕，为配合中国工人阶级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大规模庆祝该节日，郑振铎还特地把《新社会》第17至19期（分别于4月11日、21日与5月1日出版）连续三期都办成了“劳动号”，并写了好几篇有关“劳动问题”的重要论文，论及推翻剥削制度的问题。 当时郑振铎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秘密组织的活动，“经常的在北大图书馆或教室里开会”（见郑振铎《回忆早年的瞿秋白》，载1949年7月28日《文汇报》）。他当时参加的秘密组织应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他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3月30日的大会上与李大钊一起被选为出版委员。 自1895年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1870—1949)作为第一位青年会干事受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差遣来华算起，25年后的1920年，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21省中有17省建立30个城市分支机构，会员32，330人，学生青年会170个，成员14，200人。 1900年后，中国青年会受北美社会福音派影响，日益强调社会服务，鼓励成员参与针对社会底层群体开展的各项公益事工，为要最终“在地上建立天国” ，因此在20世纪头25年逐渐热衷于参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政治重建。 随着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政治危机的加深，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知识界日益卷入政治运动，青年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1884—1968）认为，1920年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外国人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的角色削弱，中国基督徒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步上升。 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杂志，影响力被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超过，甚至在官方历史叙述中失去历史地位，抹杀历史作用。 1902年，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第四次全国大会上修订青年会宪章，定名为“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活动范围扩大到朝鲜。去掉“学塾”二字，使青年会成为包括社会各界的组织，全国机构称“中韩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 其实，1919年韩国的“三一运动”，一开始也借助了基督教会的影响力。 【真假李逵：上海才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916年，群益書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來信抗議，投訴該社發行的《青年雜誌》同青年會雜誌《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雜誌》改名。為了避免訴訟麻煩，出版方陳氏兄弟與汪孟鄒和陳獨秀商議後，自第二捲起《青年雜誌》改為《新青年》。 【基督教傳教運動的副作用】 当然，全世界民族語言的發展，借助了基督教傳教運動的推動。 基督教將猶太教從一種民族性宗教擴展為一種跨民族的宗教。基督徒把說服全體人類信奉他們的上帝作為自己的使命，教會不斷地向其他民族派遣傳教士。 【可谓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的先驱。】 傳教士們每到一個新的文化範圍内，都積極地學習當地語言，為沒有文字的民族創造文字翻譯《聖經》。 中国十九世纪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也得到了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大力推动。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法文刊名：La Jeunesse，一年後改爲《新青年》），只不过是拾人牙慧。1917年《新青年》編輯部应蔡元培之邀搬到北京，开始脱胎换骨， 1918年变成同人杂志，在民族主义的史观下，《新青年》和北京大學被捧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摘近代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桃子。 而《新青年》從1920年9月第8卷第1號開始，便成爲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直到1926年7月（三一八惨案之后）終刊。 赵晓阳：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早期文字贡献者谢洪赉及著述 https://modernchina.org/4961.html 周作人曾这样说： "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之国语和合译本出来的。 当时觉得他的话可笑，现在想起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欧化的文学国语；我又预料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全力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在美國留學時，曾決志成為耶穌信徒。可惜後來成為實證無神論陣營的健將。雖然如此，胡適一生也曾多次與人分享少年時讀聖經的感動，特別是耶穌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馬太福音九章37節） 對於和合本聖經促進白話文運動這個命題，胡適雖持保留態度，但他十分肯定教會完成許多地方話方言的聖經譯本，他甚至蒐集一些版本，送給國立北京圖書館中文部，作為研究方言的材料。 和合本聖經出版後廣受歡迎，很快取代之前的文言文譯本和白話文地方方言譯本，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合本聖經便成為唯一流行的中文聖經版本。 在教會傳福音的推動下，和合本聖經的內容由熱心基督徒以图文对照形式，分別製作成單行本、單張、小冊，普遍分發，並設立識字班，鼓勵識字讀經，傳揚福音。 很多中國人透過和合本聖經，了解並接受基督信仰。 1920年代以後，上帝呼召興起宋尚節、王明道、倪柝聲等敬虔的基督徒，復興教會，帶動讀經熱潮，也間接推動華人基層的掃盲運動、白話文運動，影響了華人基層文化。 真假李逵：《青年》與《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国共修史为何只提胡适、陈独秀，不提杜亚泉（1873－1933）？ 杜亚泉1900年在上海創辦私立科技大學——亞泉學館，同時創辦了半月刊《亞泉雜誌》，所載文章多為數理化論文，其中以化學為最多。刊物在中國率先介紹了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對多個化學元素給予了中文命名，其中有的沿用至今。 《亞泉雜誌》亦被科學界公認為近代中國最早的科學雜誌，後因資金不足而停辦。1902年杜亚泉創普通學術室及《普通學報》，除自然科學欄目外，增加了哲法史文等社會科學欄目。其後又編輯了具有革新精神的教科書《文學初階》。 《文學初階》，為中國最早的國文教科書。此書置清廷法令於不顧，一改「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四書五經的傳統套路，首創按語言規律循循善誘，然後由實而虛的方法，使教育生活化。拋棄了經學教育，使新式教育踏上了正道。 1903年，杜亚泉返紹興與人創立越郡公學。普通學書室後亦陷入困境。1904年秋，應夏瑞芳、張元濟的邀請，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理化部主任，歷時共28年。編寫或主持編寫了數百種理科中小學教科書及科學著作。1911年，開始兼任《東方雜誌》主編。 《東方雜誌》由商務印書館創刊於1904年3月11日，終刊於1948年12月（後曾於1967年在台灣復刊，於1990年終刊)，曾是民國時期最著名的人文綜合雜誌。先後辟有社說、諭旨、內務、軍事、外交、教育、實業、小說等15個欄目。 1911年在杜亞泉的主持下，《東方雜誌》「擴充篇幅，增加圖版，廣徵名家之撰述，博採東西之論著，萃世界政學文學之精華，為國民研究討論之材料，藉以鼓吹東亞大陸之文明，饜足讀者諸君之希望」，各類文章以「啟人知識助人興趣為主」。 辦刊宗旨與早期略有變化，啟導國民更加注重知識性和趣味性，更加注重科學知識的傳播和中西文化的探討。開始告別早期的選報性質，走上撰述為主、欄目設置更加科學的現代刊物之路。 1915年之後，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新青年》的激進立場相比，《東方雜誌》顯得過於持重與保守，因而受到陳獨秀等激進知識分子的攻擊。在外界持續不斷的壓力之下，商務印書館被迫將杜亞泉撤換，對《東方雜誌》進行了大規模的改版。 杜亚泉守衛中國傳統文化。堅持理性的保守主義，主張穩健與調和中西文化。與以陳獨秀為代表，主張全盤西化，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觀點的新文化派進行了文化論戰，即《東方雜誌》與《新青年》之間的大論戰。 杜亚泉對全盘西化主義和反傳統主義的激進傾向持批評的態度，認為東西文化各有不同特點，僅為形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提出文化多元論的東西文化觀。寫了《動的文明與靜的文明》、《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等文章，指出應採取「東西調和」、「新舊折中」的態度，以中國傳統文化統整和融合西洋文化。 1918年变成同人杂志，在民族主义的史观下，《新青年》和北京大學被捧成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旗手，摘近代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桃子。 而《新青年》從1920年9月第8卷第1號開始，便成爲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直到1926年7月（三一八惨案之后）終刊。 革命史观视角下定义的新文化运动，杜亚泉成了反面角色，真正倡导和传播现代基础科学的杜亚泉反而没了的一席之地。 【商务印书馆最初也是由基督徒主办】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建，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等都曾在基督教会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是在上海的浙江籍基督教徒，与谢洪赉是世交姻亲。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经营是从《华英初阶》开始的，请谢洪赉将英国人为印度人编写的课本，翻译成中文，出版热销。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1897年2月出版了《学塾月报》，每期1页。旋改为《青年会报》，每期4页，每年出6期。 1906年，谢洪赉辞去中西书院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加入青年会书报部，成为《青年会报》的副主编。 1906年2月，《青年会报》改名《青年》。1911年销售达69977册。 https://modernchina.org/4961.html 1911年夏，在北美基督教青年会资助下，青年会出版《进步》月刊，“以发展其新知识与新道德” ，“扩张青年会事业” 。1916年，谢洪赉去世，《青年》销售量下降。《进步》出版54期后，于1917年3月，将《青年》与《进步》合并为《青年进步》 ，作为青年会全国协会机构刊物，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才停刊。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所是1911年由美国青年会出资在北京东城米市大街购地建造的一座四层大楼（现已拆除），1913年10月落成。大楼北部是礼堂，紧挨着金鱼胡同，后改为芮克电影院、红星新闻电影院。 照片拍摄者甘博在1917-1919年间及1924-1927年间,两次出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https://page.om.qq.com/page/OSwgIHRGul8Z4gkk6ovldy9w0 一二·九运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各大城市的潜伏地下党也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积极参与其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1989年版，有章克回忆宋庆龄的文章，提及1928年宋子安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到柏林来看望宋庆龄之前的几天，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乘从美国回北京之便，取道欧洲，也想会晤宋庆龄，交换有关中国时政的意见。 宋庆龄告诉章克，司徒和她的家（指宋庆龄的父母）不但相识，而且有较长时间的来往。 但那时她推托身体不适，医生不让她会客，司徒雷登因急于回北京，料理燕京大学的校务，没有在柏林久留，从而也没有在柏林会到宋庆龄。 把诸多历史人物串起来的一条线人：章克 1935年一二·九之时，中共北京地下党形存实亡，一二·九由共产国际美国支部的斯诺(兼任燕大老师)、史沫特莱、宋庆龄、指挥发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成为主力。 注意！金鲁贤回忆录里的章克： 章克原是基督徒，他的祖母是司徒雷登在杭州作牧师时的家中保姆，司徒调往北平当燕京大学校长时，因祖母请求，把章克带去，半工半读在燕京上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认识了宋庆龄，作为宋庆龄的秘书之一。国民党北伐前夕，他跟宋到了广州，北伐军打到武汉，他跟宋到武汉。 《金鲁贤回忆录》（金鲁贤 Aloysius Jin Luxian，男，本名金鲁意，圣名类思。耶稣会士，上海人，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潘汉年案的牵涉面颇广。 1955年9月8日夜，中共對天主教上海教區採取鎮壓行動（在中國天主教內被稱為「九八教難」），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和金魯賢等一大批神父同時以反革命罪名被捕，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章克曾与倪柝声、金鲁贤、杜沧白、谭伯鲁分在同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1960年，金魯賢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又接受勞改9年，在北方從事翻譯工作。1982年獲釋，任佘山修院院長。他是梵蒂冈教廷和北京政府(三自教会)都承認的主教。但非官方教會對金魯賢頗為反感，主要原因還是他在「九八教難」時「叛教」的緣故。 教廷只承認金魯賢是上海教區助理主教，而上海教區的正權主教則是未獲中國政府承認、並且常年受到監視的地下教會主教范忠良，他曾經在青海墳場背了三十年的屍體，於2000年接續龔品梅，擔任上海教區正權主教並署理南京總教區總主教，並且是地下的天主教中國大陸主教團團長。 2009年，金魯賢出版了其自傳《絕處逢生·上》，該書記載了金魯賢早年的生活經歷，以及1950年代回國後的種種遭遇，頗具史料價值，其真實性還待多方驗證。該書在出版時遭到宗教主管當局的嚴格審查，最終未能獲得出版許可，顯示宗教主管當局對其身份地位之重視，但金魯賢助理主教依然少量印刷以贈友人。 【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基督教青年会】 抗战时期，昆明基督教青年会有潜伏的地下党员李储文(后成为上海外事办公室主任)，昆明的云南省英语专科学校校长水天同(水均益的伯父)应该也是地下党，这个学校为美军特别是飞虎队培训了大批翻译。 南来盛是昆明最早的外国餐馆之一，越南女老板阮民宣于20世纪30年代创设。越南人爱来这里谈生意，飞虎队的美国大兵将这里当作聚会所；胡志明在此做面包师从事地下工作，陈嘉庚是里面常客，沈从文还特别选它来宴请胡适，就连周恩来也说：“这儿的咖啡和自己留学法国时喝过的一模一样…… https://pbs.twimg.com/media/Do0pvW4VsAAhsjV?format=jpg&name=small 长期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副会长的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 1888 - 1970）亲共，重庆时期时常与周恩来见面。 鲍乃德曾指出共产主义在三个方面与基督教是有相同之处的：「第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经济理论，试图在该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第二，如果不是宗教，它毫无疑问是在寻找一种替代宗教的生活方式；第三，它给世界提供了一种社会改变的方式。」 1938年9月陶德满致鲍乃德函，汇报基督教青年会1937年在华北的工作：在中国目前的战时状况下 ,我们的一些基督教青年会很难开展工作。这一状况使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仓促地从东马路大楼迁移到法国租界 ,使保定基督教青年会关闭了约 6个月 ,也使我们的太原府基督教青年会的所有东西几乎荡然无存。 它还使基督教青年会在奉州府的工作不能继续开展 ,大同基督教青年会不得不关闭。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六位上层领袖被抓 ,造成财力与人力的严重损失。 曾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阎宝航，得到宋美龄的信任，1934年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干事（蒋介石和宋美龄是总会长和指导长），1936年11月初，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与和张学良密谈。阎宝航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 阎宝航在1921年受聘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九十年代他的女儿阎明光口述：「中共最早在东北建党的书记就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他当时就住在青年会里，在总干事的大保护伞下活动。那时他们从广东运来很多介绍共产主义以及列宁、苏共的书籍，就放在青年会里，…」 1925年7月初，奉天基督教青年會在奉天（今瀋陽）小河沿的盛京醫院（今遼寧省腫瘤醫院）開辦暑期大學，閻寶航任校長，任國楨、吳曉天、陳濤（陳日新）、安懷仁、蘇尚達等人擔任教員，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參加暑期大學學習的有學生、小學教員、社會青年等。 學習完成後，任國楨、吳曉天將高子升、郭尊三發展為中共黨員，將張光奇、李正蔚、周東郊、佟汝勵、蘇子元、屈子鉞等人發展為青年團員。 1927年，准备回国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考虑让閻寶航接班，便推荐其去英國留学。於是由張學良資助，閻寶航去英國愛丁堡大學讀社會學（不知是否拿到文凭）。1929年回國，接替普賴德出任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 普賴德(Joseph Platt)，美籍丹麦裔贵格派传教士，和平主义者，一战期间曾因反战坐牢，出狱後致力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8年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1928年卸任回美国。 张学良1917年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结识普賴德，成为好友，其后便担任會董。 阎宝航1913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期间信奉基督教。1918年毕业后，与同学魏益新、张泊等人创办奉天贫儿学校，因此成为当地知名人士。 1921年，受聘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贫儿学校之类，背景和资金来源都大有玄机。 所以当今中共政府对私立学校，包括幼儿园都要严控。 信力建这样的，需关进监狱。 一二·九之前，美共書記白勞德1935年派共產黨員馬克斯•格蘭尼齊到上海任國際共運遠東支部書記，他的夫人格雷斯•格蘭尼齊也是美共黨員，隨夫前往中國，很快和路易•艾黎接上头，合力創辦英文刊物《中國呼聲》，向世界介紹中國紅軍的英勇事跡和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人民的愛國運動等情況，1937年停刊。 我不认为倪柝声是共产国际的人。 太平洋国际学会确实与基督教青年会脱不了干系。 起先是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1919年提议在檀香山举行环太平洋地区基督教青年会会议。1921年，这一提议发展为召集一次泛太平洋基督教青年会会议（Pan-Pacific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上，上述提议得到了东亚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赞同。 1923年5月，确定这一以基督教青年会事务为主题的会议将于1925年在檀香山举行。 1924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筹备会议确定会议名称为“太平洋国民会议”（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eoples），会期定在1925年7月1日至15日。用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人脉网络，在各个国家的学会、分会也组织起来。国际秘书处设在了火奴鲁鲁。 1925年2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会议上，确定了“太平洋国民会议”发展成一个以“发现与收集事实”为目的的永久组织的计划。随后，夏威夷的委员会认可了这一计划，并将会议更名为“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2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决定把它的公报扩展为一个全功能的学术杂志，《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东方学、中国内陆边疆研究学者欧文·拉铁摩尔为主编。 美国分会负责人爱德华·卡德（Edward C. Carter）1933年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1934年他成功把太平洋国际学会总部从火奴鲁鲁迁到纽约。 卡德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的支持。 从1928年起卡德的首席助理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德·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一直为其工作到1940年，此人在麦卡锡主义猖狂时期被当作共产党同情人而饱受司法过程折腾。 爱德华·卡德(Edward C. Carter)领导下，学会致力于多个领域，涉及公众意见、精英深研课题，在关于亚洲的各个领域颁发学术奖。随后的十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徽记出现在数百本书籍上，囊括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大部分重要学术奖项。太平洋国际学会包含太平洋所有国家，以及菲律宾和朝鲜。还包括了苏联。 学会成员中被指控为共产党员或与苏联情报机构合作的有：Kathleen Barnes、Hilda Austern、Elsie Fairfax-Cholmely、冀朝鼎、Guenter Stein、Harriet Levine、耿丽淑(美国教会派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后来曾担任宋庆龄的秘书)、陈翰笙（佐尔格的东京-上海情报网成员）、经济学家迈克·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 (economist)）（被1945年叛逃变节的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指控)、毕恩来（T.A. Bisson），以及1945年《美亚杂志（Amerasia）》案被FBI逮捕的六人中的Kate Mitchell与记者Andrew Roth。 「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身就像一种特殊的政治捕蝇纸对共产分子有特别的吸引力...太平洋国际学会已经被美国共产党与苏联官员考虑作为共产政策、宣传、军事情报的工具。太平洋国际学会散布并力图传播假消息包括那些产生自苏联与共产分子源头的信息.... 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载体用于扭转美国的东方政策朝向共产分子的目标。」 195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失去了作为教育机构的税务豁免状态。 1960年12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正式宣布解散学会。 耿麗淑（Talitha Gerlach）（1896—1995），原名塔利塞·格拉克，美國人，出生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附近的一個農村家庭，父亲曾到过中国。1920年畢業於巴特勒大學社會經濟系，獲學士學位。 1926年應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邀請，由美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委派到中國工作。 1927年四一二事件之後，蘇聯顧問鮑羅廷夫婦遭到追捕，耿麗淑冒險掩護鮑羅廷夫人離境。1928年被調往山東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 1931年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系學習。1934年調回中國，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學生部主任幹事，与路易·艾黎和漢斯·希普等同在宋庆龄小組，与鄧裕志,夏秀蘭開辦三合里女工夜校。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与金仲华、邓裕志等创办了难民收容所、伤兵救护站，组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义卖活动。还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等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运动。1938年冬天，和吴耀宗、吴大琨、张似旭、沈体兰等组成保盟上海分会，任秘书，筹集与运送医药物资支援新四军。 1940年秋耿麗淑回美国宣传抗日并组织筹款，在芝加哥大學時事世界系學習，同時還擔任美國社會服務工作者工會主席。1946年7月，耿麗淑又來到中國，繼續在女青年會工作。1947年12月被紐約女青年會召回美國，和浦爱德在纽约基督教女青年会帮助工业合作社筹集善款。1951年9月繞道歐洲經香港，秘密回到中國。 1952年，耿麗淑任中國福利會顧問，還在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學院任教。 1986年3月6日在她90歲生日時，上海市市長江澤民向她頒發了榮譽證書。 1995年2月12日耿麗淑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葬于宋庆龄陵园。 一二·九之前，美共書記白勞德1935年派共產黨員馬克斯•格蘭尼齊到上海任國際共運遠東支部書記，他的夫人格雷斯•格蘭尼齊也是美共黨員，隨夫前往中國，很快和路易•艾黎接上头，合力創辦英文刊物《中國呼聲》，向世界介紹中國紅軍的英勇事跡和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人民的愛國運動等情況，1937年停刊。 除了1937年初我去国外工作旅行以外，我在每一期上都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赵大(或太)琪 、韩素梅等等。我所写文章如《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介绍中国地理和历史的爱國传统，但大部分文章特别是写了战争风雨欲来时上海当地情景。 原定出版的最后一期载有我的一篇文章《我们和平爱好者必须战斗》，阐述了我把保卫和平作为崇高理想以及必须同日本法西斯作斗争的最早的看法。 王安娜，即反对希特勒的“亚利安人”，当时共产党干部王炳南的妻子，同这一伙人合作得很好，给予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 《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第一期印行2000份，每份售价一角。第三期增至5000份。尽管蒋介石在上海的流氓偷窃，尽管新加坡及亚洲沿岸的英国当局公开压制，每期都是很快便销售一空。我们在上海出售或分发它毫无麻烦，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 随着形势的恶化，《中国呼声》越益响亮和深入人心。从1937年3月起，增出了部分中文版，用中文刊印一些重要的文章。 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这个刊物登载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大事，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采访了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7位领袖的审讯，报导了西安事变，从各方面谴责了日本的野蛮侵略。 无怪乎敌人对它越来越不能容忍，正当11月15日那期准备出版时，杂志遭到查封。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 格兰尼奇夫妇在一年后回美国…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两年期间不仅是国际新闻记者的楷模，而且竭尽所能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密切注视解放区的情况发展，并介绍了不少学生去延安。 在关键时刻，特别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搜查她的房子，他们一度迁住在她家里以便保护她。格兰尼奇夫妇回美国之后创办了另一刊物《今日中国》，支持中国、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 佩服列宁吧！ 阿曼諾拉·汗（1892年－1960年）是埃米爾哈比布拉汗的第三個兒子，在擔任喀布爾總督和控制軍隊後，1919年繼任埃米爾。他利用俄國革命後與英國的緊張關係，1919年5月3日開始第三次英阿戰爭，8月19日宣告阿富汗的獨立主權。 1923年制定阿富汗第一部憲法，規定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废除封建。 1919年，列宁还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呢，怎么会有空去支持阿富汗？1919年是西班牙流感肆虐全球的日子啊。 Sophy Zhang @sophyzhang2003 · 1小时 1919年4月底，以穆罕默德·瓦利·汗为首的阿富汗特命外交使团从喀布尔启程前往苏俄。使团于6月到达塔什干，直到乌拉尔南部的白卫军被歼、铁路交通恢复以后，才于10月10日抵达莫斯科。10月12日，阿富汗特命大使穆罕默德·瓦利·汗在随员陪同下拜访了外交人民委员，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全体部务委员的接待。 10月14日，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接见了阿富汗使团，同大使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 列宁同志在自己的办公室迎接大使时说：“我非常高兴地在工农政府的红色首都见到对我们友好的阿富汗人民的代表，阿富汗人民正在受难，正在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而进行斗争。” 阿富汗特命大使回答说：“我向您伸出友谊的手，并希望您帮助整个东方从欧洲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随后开始的谈话中，列宁同志说，苏维埃政权即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政权力求做到的正是阿富汗特命大使所说的这件事，但是必须让穆斯林东方了解这一点，并支援苏维埃俄国的伟大的解放战争。 大使回答说，他可以断言，穆斯林东方已经了解这一点，全世界看到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无立足之地的时刻为期不远了。 随后，大使站起来说：“我荣幸地把我国国王的信件呈递给自由俄国无产阶级政府的首脑，并希望阿富汗政府所谈到的事情能引起苏维埃政权的关注。” 接着他将埃米尔的信件递交给列宁同志。列宁同志回答说，他非常高兴地接受这封信，并答应很快就对阿富汗所关心的全部问题作出答复。 载于1919年10月17日《真理报》第232号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2号 收入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9卷第227页 对于第三次英阿战争，以及后继的《拉瓦尔品第和平条约》和《英阿喀布尔条约》的谈判，苏俄都是插了手的。 列宁会见了阿富汗特命大使之后，即派苏俄大使赴喀布尔，带着武器装备的样单。 https://pbs.twimg.com/media/E9gOSzEWEAAGHPG?format=jpg&name=la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