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援道

 上海虹橋機場事件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的淞滬會戰是中國8年抗戰中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役之一。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時期。南京政府為了實現把日中戰爭變為世界戰爭，保衛寧、滬這一經濟和政治中心，牽制華北日軍兵力等目標，以主動的姿態開闢了華東戰場，並擴大會戰規模。而日本為達到迫使南京政府屈服的終極目的，由最初的被動應戰到逐漸掌握戰場主動，戰役目標逐步擴大，由保護日僑、佔領上海以北地區到全殲上海中國守軍，也逐次增兵淞滬。雙方都不肯放棄自己的目標，於是輪番增兵，形成了歷時3月之久的大會戰。如果說淞滬會戰是一次連環大爆炸，那麼，虹橋機場事件（日方稱“大山事件”）就是引起這場爆炸的導火索。然而，這導火索是誰製造的，又是怎樣引起連環大爆炸的呢？

日本人為什麼去虹橋機場

雖然早在1932年，中日就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但雙方互不信任，不斷派人查探對方實力和動靜。據時任上海保安總團第二團第二大隊重機槍中隊長的楊俊回憶，當保安團在上海市區暗置工事和兵力時，曾有兩個人來抄門牌。在被問及是什麼人、來幹什麼時，這兩個人都不回答，所以楊俊懷疑他們是日探，命令衛兵脫下他們的鞋，發現其大腳趾叉開（這是日本人特有的生理標誌）。此時這兩個人才承認他們是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小隊長和步兵曹長，而且還搜出了他們身上的日記本，裏邊記載了屋裏機槍和官兵的數目。隨後，這兩個日軍被關起來，遭到保安團士兵的痛打，次日才放出。這樣的事時有發生，雖然日方多次向上海市府提出抗議，但由於上海沒有日本陸軍，所以日本海軍陸戰隊也不敢造次，但日軍飛機卻多次飛臨位於上海西郊的虹橋機場上空進行偵察。

西安事變後，張治中卸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一職，專任京滬警備司令，下轄3個師，即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師、孫元良的第八十八師、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為了掌握日軍情況，為日後出擊做好有針對性的準備，張治中也派人秘密進入上海市區進行偵察。據時任第八十七師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團團長、後任該旅旅長的陳頤鼎回憶：“為了準確掌握日軍部署情況，第八十七師呈準上級安排連長以上軍官，身著便裝，分批潛入上海市區進行實地偵察。”

但這些派去的軍官們也沒有能夠掩飾住軍人的身份而為日本人察覺，時任第八十八師參謀長的張柏亭回憶：“同行人員，則都光頭西裝，行動有點土裏土氣，多少引起日軍懷疑。”

盧溝橋事變後，上海局勢隨之緊張，為了防備日軍從上海發動進攻，蔣介石加強了淞滬一帶的國防建設和武裝力量。8月初，在原有第八十七、第八十八、第三十六師的基礎上，鐘松的第二師補充旅（後改為獨立第二旅）劃歸張治中指揮。張向蔣介石建議派遣該旅一部化裝成保安隊員進駐虹橋機場，以防止日軍奪取這一重地，作為支援其海軍陸戰隊由虹口進攻閘北的支撐點。該建議得到蔣的同意，當時在場的何應欽曾提醒張治中：“文白，這是要鬧出事來的啊！”

沒想到不幸言中。隨後，張治中即令鐘松旅一個團化裝成保安隊進駐虹橋和龍華機場，其中一個精銳營乘夜經火車輸送至上海，換上保安隊服裝，經小路到達虹橋機場。之所以要秘密開進，是因為1932年的《淞滬協定》規定中國軍隊只能駐在昆山、蘇州一帶，上海市區只有吉章簡的兩個保安團、警察局的員警、虹橋機場的守備連。為了使這一行動不打草驚蛇，旅長鐘松特地換上便衣，和上海警備司令部參謀處處長朱俠、保安總隊隊長吉章簡一起親自佈置。另一方面，由警備司令部出面，以北方局勢緊張為由，與上海日本領事館協商，規定日方官兵經過華界時必須事先通知中方。

然而，進入駐虹橋機場的中國軍人雖然行動隱秘謹慎，但還是被嗅覺靈敏的日本人發現，並前來偵察。

直擊虹橋機場事件現場

對虹橋機場事件，許多關於抗日戰爭或淞滬會戰的書籍和文章都是一筆帶過，並且都認為是日方為達到其全面侵華的目的而蓄意製造的藉口。而實際情況並非完全如此，據當時在上海參與負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與淞滬戰役相始終的顧高地回憶：

此事（指中國正規軍秘密進駐虹橋機場）不久即為日本海軍陸戰隊發現，八月九日下午由原駐白利南路（現長寧路）日本豐田紗廠（現上棉五廠）之陸戰隊西部派遣隊隊長大山勇夫中尉，率士兵齋藤要藏駕車，循越界築路的白利南路、比亞士路、牌坊路、虹橋路直闖虹橋機場入口處。機場守兵見有日本軍人接近，即發槍將大山擊斃在車內，齋藤急掉轉車頭循原路疾駛，機場守兵繼續射擊，齋藤棄車向田野間躲避，最後仍遭擊斃。

時任第九集團軍司令部作戰科科長的史說則提供了更為詳細的資訊：

日本人大概知道有中國正規軍到達上海的消息，八月九日，派了一個軍曹，名叫大山勇夫到虹橋機場，要進機場大門，守門的就是化裝保安部隊的步兵旅士兵。這些士兵平時恨透了日本人，一見日本軍人橫衝直闖，不聽制止，就堅決自衛，開槍打死了那個軍曹。

顯然，新駐虹橋機場的中國正規軍與原駐保安隊士兵不同，他們胸懷愛國熱情和對日軍的滿腔仇恨，沒有對付日本偵察兵的臨場經驗，又缺乏克制隱忍教育，他們用子彈代替拳頭來教訓日軍也在情理之中。

虹橋機場事件的後果

機場守備部隊在打死大山和齋藤後，發現日方沒有後繼兵力，趕忙打電話報告警備司令部，參謀處處長朱俠立即驅車前往處理。由於蔣介石曾明令要避免與日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上海市府和警備司令部此時必須想法設法週全應付。據史說回憶：“淞滬警備司令部急了，參謀長董元亮與上海市長俞鴻鈞商量，把一個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隊服裝，打死在虹橋機場大門口，說是日本軍曹要強進機場大門時，先把我衛兵打死，以便與日本人交涉。”

事件發生後，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楊虎）卻草率從事，命令中國士兵連夜把被擊斃的日軍屍體移至被擊壞的日軍車旁，然後把一個死刑犯（名叫史景哲，也有資料稱叫時景哲）提出監獄換上憲兵的服裝，槍斃在機場門口，弄出一個日軍強行闖入機場時先開槍打死我憲兵，然後我憲兵才還擊的假現場來。

	佈置妥當後，一方面，俞鴻鈞向南京軍事委員會報稱“虹橋機場事件”係由兩名日軍越警戒線闖入機場，不聽制止反而向機場守備部隊開槍而遭還擊斃命；另一方面，警備司令部情報科科長鐘桓打電話給日本領事館，詢問其下午有無軍人乘車外出進入華界，日方答稱沒有此事，鐘桓要求其詳查。半小時後，日方仍未查清，鐘桓就問及大山勇夫其人。日方才著了慌，連忙乘車到警備司令部瞭解情況，並稱大山嗜酒，可能因為喝醉而私自外出。鐘桓則堅持認為是日方違約，故意派人前來滋事挑釁，並告之大山已經釀成大禍，還說由於天色已晚，等第二天再共同處理。
1937年上海虹橋機場現場照片，車旁躺着被擊斃的日軍。

日方欲打聽出事地點及具體經過，被鐘桓婉拒，日方理虧，只好回去等待。而當警備司令部與日本軍方人員共同派人到虹橋機場大門口驗看時，發生了提交法警檢驗的問題，中國方面要求交上海法院法警檢驗，日本方面要求交租界外國法警檢驗。關於屍檢的具體情況，據時任《大公報》記者的楊紀回憶：十日晚上，上海法醫研究所所長孫揆方博士到報館來告訴我，日軍的兩具屍體已被日方領回，被日軍擊斃的保安隊士兵時景哲的屍體，市政府已交給他解剖，要證明是被殺的。第二天上午，我趕到真如的法醫研究所時，已經有兩個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和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站在解剖室裏。手術臺上躺著一具屍體，背部有兩個小洞，顯然是手槍一類的兵器打的。法醫們每當工作告一段落時，四個日本人不約而同地總是搖搖頭，表示很不相信的樣子。日本人和其他國家參與調查的人員看出了破綻（一是死刑犯手臂上有被繩索捆綁的痕跡；二是死刑犯是被駁殼槍打死的，而二名日本軍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徑“勃朗寧”式手槍；三是死刑犯蓬頭垢面，指甲過長，不像是憲兵），日本人認為二名日本軍人被擊斃是中國有意在挑釁。……晚上，孫博士又到報館來告訴我，關於解剖屍體和踏勘現場的情況，市政府都不准發表。

11日下午4時，經共同調查後，上海市政府、淞滬警備司令部、日本領事館、日本海軍陸戰隊軍司令部4方在市府開會談判。由於察覺中國方面被打死的保安隊隊員有替身的嫌疑，日本駐上海領事岡本季正態度強硬地要求中國方面“撤退各街道上一切××××”。市府翻譯不大懂軍事術語，譯為“防守部隊”，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精通日語及軍事的警備司令部副官陳毅則譯為“防禦工事”。這一句關係重大，陳毅不敢堅持，最後只好以市府翻譯的為準，向南京上報。會後，中國方面一邊將沙袋和鐵絲網撤除，離日僑較近的保安隊步哨也于虹橋機場事件當晚稍稍後撤，一邊進行應戰準備。

南京政府接到報告，感到日方要求無法接受。而日本駐上海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在10日確認大山兩人被打死後，即命在日本佐世保待機的海軍部隊趕往上海，並於次日到達。

11日，南京政府聽聞日軍第二艦隊來滬，加上談判無果，為防患於未然、保衛淞滬重地、爭取國際幹預、策應華北戰場、爭取戰爭主動權，決心圍攻上海，主動開闢華東抗日第二戰場。為此，南京統帥部於11下午9時電話命令張治中將全軍推進至上海附近。張部即連夜開進，於次日晨進入上海市區。

13日，兩軍前哨部隊搶佔有利地形時在八字橋遭遇，易謹營長向日軍射出了第一槍。

14日，淞滬大戰正式爆發。

顯而易見，“虹橋機場事件”無疑是引起淞滬會戰連環大爆炸的導火索，但又並非中日雙方有意製造。實際上，這是一起擦槍走火事件。由於日中處於侵略與被侵略的敵對狀態，互不信任，不清楚對方的底線，從而導致了淞滬會戰的爆發。

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後，依據確鑿的資料，將虹橋機場事件的某些具體細節還其歷史本來面目，這是歷史學的科學性和嚴肅性的必然要求。這樣做，應該說絲毫無損中國軍隊捍衛國家主權，守土拒敵的正義性，日本軍人在中國領土上肆無忌憚橫沖直闖而被擊斃，那是咎由自取。

其實，早在七月十六日，在中國沿海的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在給國內的《對華作戰用兵意見書》中就提出：“欲置中國於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為重要。”在此以前，日軍早己編撰了《上海市資源調查》、《上海及南京附近軍用地志概況》等書，當時英國的《曼徹斯特導報》評論日軍在上海的演習說：“…可雲每一日軍深知在占領上海之命令之後，應作何種準備。”所以說，無論大山勇夫是否開槍打死中國士兵，無論被打死的是否只是穿著保安隊服裝的死囚，這些細節都改變不了日軍意侵佔上海這一基本事實。

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爆發於1937年8月13日，是盧溝橋事變後，蔣 委員長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導改變為由東向西，以利於長期作戰，同時也為了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而在上海採取主動反擊戰役，這是中日雙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對於中國而言，標誌兩國之間不宣而戰、但又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盧溝橋事變後的地區性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即使當時國力遠高於中國的日本，也動員全日本，馬上投入全面戰爭。例如隨即大量增加公債發行，並發起了日本全國性的「消費節約運動」。

戰鬥在當時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市區和郊區進行，當時上海為中國第一大商港，每年對外貿易額占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只有上海法租界和蘇州河以南的半個上海公共租界實行武裝中立，分別劃為法、英、美、意4國軍隊的防區。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築路地區屬於日軍防區，是日軍在上海的作戰基地。

中國部隊先後動員了黃埔嫡糸部隊近20個師，再加上粵、桂、湘、川、黔和東北軍、西北軍部隊共計85個師另10個旅，約計70萬餘人，投入淞滬戰場，戰役本身持續了三個月。

(文章來源:文史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