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世家汪榮寶
在近代中國外交史上，有一家族三代，接連出任駐日公使者，那便是甲午戰爭之際的清廷駐日欽使汪鳳藻，北洋政府駐日公使汪榮寶，以及國民政府駐日公使汪公紀，這汪氏家族真可稱得上是外交世家了。
汪榮寶（1878—1933），字袞甫，江蘇吳縣人。其父汪鳳瀛，光緒十七年（1891）隨哥哥汪鳳藻一同出使日本。光緒二十年回國，以知府分發湖北。光緒二十三年起，出任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的總文案。光緒二十六年起又任洋務文案。他還曾任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提調。此後又擔任過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長沙知府。民國成立後袁世凱請他出任政府高等顧問。鳳瀛生子八人，榮寶居長，幼穎慧，九歲畢群經，文辭斐然。光緒二十三年榮寶二十歲，膺選拔貢後，在南京獨遊明孝陵，有詩云：「形勝江山莽夕煙，龍蟠猶是孝陵田。靈衣石馬歸何處，破帽青衫拜此年。百戰艱難三尺劍，中原零落五銖錢。微生自有橫流感，一吊通天倍惘然。」以年甫若冠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已經對國事感慨萬分，並且察覺到禍患將臨，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凡早熟的神童。果然翌年便發生了戊戌政變。兩年後，更有庚子義和團之役，八國聯軍寇京師。
汪榮寶以國勢凌夷，非墨守舊聞所能匡救，乃入上海南洋公學為特班生，多識海內豪俊，如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後東渡日本，先後肄業早稻田大學及慶應義塾，治東西歷史，旁逮政法。在日本三年之間與各方多所接觸，曾經造謁孫中山先生，有過接談，可能因此影響他對革命運動的同情。他學成歸國後，便赴京任職。一九０六年他任京師譯學館教習，講授近代史，他找不到合適的教科書可用，就自己動手寫了一本，名叫《京師譯學館本朝史講義》（後來改名為《學部審定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後來有位許國英，把這書修改增補了一番，交給商務印書館出版，改名為《清史講義》，那已是一九一二年的事了。進入國民政府時代之後，這本書流傳不多，幾乎不見蹤影。據藏書家傅月庵說一直到了一九六０年代，在台灣大學任教的黃大受教授在舊書攤找到了一本原本講義，寄給了當時在非洲馬拉加西共和國當大使的汪公紀。汪公紀從抗日戰爭之前，便到處在找這書，尋尋覓覓三十年，先父的著作終於尋獲，感激涕零之餘，將這書影印傳世，書名也改成《清史講義》，但與許國英刪修者，內容頗有出入。論者指出，《清史講義》的寫法，不僅在晚清時堪稱新穎，就在今日，也難得有幾本能比得上的。因為寫史多數僅注重在「時」，而忽略了在「同時」期其他地區所發生的現象；足以影響這一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發達或衰亡。《清史講義》首先看破了此點，而將清史中一切外來的因素分析得十分透徹，這是值得讚美的。該書文字的簡潔優雅，以及提綱挈領的扼要記述每一件大事的來龍去脈，有條不紊，都值得當今的人效法。而尤其令人敬佩的，便是史筆的膽識，雖觸時忌亦有所不顧也。
民國肇建後，汪榮寶膺選為國會議員。但政局混亂，為政者忙著爭權奪利，他那能不灰心。但他也無力「回天」，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他只有逃避現實，持節西行了。民國三年春，他出任駐比利時國公使，兼受命考察憲法。會歐洲大戰起，隨比政府播遷法境，密察世界縱橫情勢及應付之宜，隨時以聞。袁世凱欲乘機帝制自為，他想利用汪榮寶去羈糜當時的駐外使臣，於是召汪氏回國。而汪榮寶微聞風聲，並且自信有直諫的勇氣與說服袁氏的能力，但當返抵國門才知木已成舟，為時已晚矣。其時汪父亦任總統府顧問，寫了一封長信給楊度，論籌安會「七不可」，力持帝制之非。汪榮寶也將世界的潮流與演變，詳切婉轉的提醒袁世凱，說明共和體制不能改變。他對袁說：「咸願公為華盛頓，不願公為拿破崙！」。袁世凱知其父子意不可奪，乃遣汪榮寶回任，而汪父乃提辭呈返蘇州故里養老。汪榮寶從此便置身於國內政爭之外，他一直做了十餘年的外交官，先任駐比利時公使，後調駐瑞士公使，再調駐日本公使。
一九二二年，政府因為要安置陸徵祥於瑞士，就把汪榮寶調往最難做的地方一一日本。但這對汪榮寶而言，卻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三十年前，他的二伯父汪鳳藻做過日本欽差大臣，甲午之戰時下旗歸國的。雖然汪家無罪，但總覺得於心憾然，於是他立志要把中日邦交弄好。中日關係本已複雜，加之當時留學生氣焰囂張，動不動聚眾請願，不顧國家體面，在公使館內橫施暴行，他忍氣吞聲，以自己的才華品德來爭取同情和敬佩，長達八年之久。八年之中，不知經過多少驚濤駭浪。他參加了黃郛的政變計畫，結束了軍閥政治；他阻止了田忠義一「山東出兵」的擴大，間接的協助北伐的完成。他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影響力，歸功於他和當時日本一流政治家如幣原喜重郎、床次竹二郎、山本悌二郎、宇桓一成等都是莫逆之交，利用日本政黨政治間的矛盾，討得若干便宜。而日本朝野要人對於他學問的淵博，與性情的真誠，也深受感動。
一九三一年東三省事變將作，日本已先有布置，汪榮寶洞燭機先，上書告危，而外交部長王正廷以雍容粉飾為能事，毫不措意。未幾而在朝鮮萬寶山爆發日本攻殺我華僑慘案，汪氏馳赴現場調查，並且建議我外交當局，要乘日本幣原喜重郎在任之際，與日方徹底的直接談判，以解決中日間一切懸案，藉以爭取雙方的互信；但不幸的是當時的外交當局，是主張革命外交的，汪榮寶只得掛冠而去。未一月，日兵竟進據遼瀋，即史稱「九一八」事變也。當時汪氏息肩北平，北平軍政當局聞變倉皇集議，邀往參與，他即席陳述不抵抗之失策，主必戰，又不見聽，乃退而辭職，誓不復言國家事矣！結束他長達十七年的外交生涯。
汪榮寶晚年除了整理舊籍之外，他收集不少材料，準備寫一本《日本亡國論》，是為警惕日本軍閥而寫的。但書未成，而於一九三三年夏以心臟病逝世於北平，享年只五十六歲。日本朝野震悼，曾為他開了一個史無前例大規模的追悼會。日本有識之士知道汪榮寶的逝去，真正關心中日邦交的正人君子又弱一個，外交橋樑崩壞，從此轉圜無從。果然，僅僅四年後，蘆溝橋事變作矣。
曹汝霖在其回憶錄中說，汪榮寶「與日本朝野文學之士，彼此唱和，頗受歡迎。而與幣原外相，更為推契。」幣原喜重郎在他的回憶錄中的第一篇，便敘述他和汪榮寶的交誼，以及掛冠告老後共同泛舟蘇州太湖旁的誓約，讀之令人盪氣迴腸，不僅是對亡友的追憶，也是英雄識英雄的惋惜。日本一流政治家寫中國人，讚美中國人的，僅此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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