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這之前我就找到與管翼賢有多所交往的報人龔德柏的《回憶錄》，龔德柏說有一天在漢口王芃生處，王芃生拿出一件香港電報給他看。龔德柏得悉管翼賢在香港與日本新聞記者有接觸，即斷定他有投敵之意。而王芃生當時是馳名中外的研究日本問題的權威，有「日本通」之稱，他所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是「中統」、「軍統」外的第三個情報單位，其消息無疑是可靠的。
發現的喜悅：我寫《叛國者與「親日」文人》
執筆寫這篇〈後記〉的心情無疑是喜悅的，打從五、六年前就開始蒐集資料要寫這本書，當時也寫出了幾篇，並發表在一些刊物上，有些朋友看了一直鼓勵我要把它系統地寫完，而我自己也有雄心想把它繼續完成。奈何後來因有的人物資料蒐集不易，有的事件有相當大的爭議性，於是就時寫時停，斷斷續續了。這中間更因寫另外一本書，而把這些材料束之高閣了。直到二０一０年四月間，接到饒佳榮兄的電郵，談到他在雜誌上看到我幾篇談論《古今》裡面作者的文章，蠻感興趣的。問我計畫寫多少篇？可否結集出書？當時我的另一本書已寫完，手頭正好有空，因此告知可繼續寫下去，但範圍不會侷限於《古今》雜誌裡的那批人，因為我原先設定的就是整個淪陷區，從滿州國到華北、華中等，只是《古今》的那批人，資料比較完整，而先寫罷了。
古今
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在「大節一虧，便無足觀」的成見下，相當多的史料幾被遮蔽與銷毀，因此目前大陸和臺灣能找到的資料很多都是斷簡殘篇，語焉不詳的。就如同兩岸對報人陳彬龢抗戰後的行蹤記載，都付之闕如，甚至錯誤百出，如《民國人物大辭典》等工具書，甚至把他的生卒年只記到一九四五年，只因為抗戰勝利後，有關他的種種就宛如人間蒸發，渺不可尋了，其實他是活到一九七０年才在日本病逝。於是我擴大了搜索的範圍，將目標放在五、六０代的香港，從香港的《大華》半月刊及《春秋》雜誌，找到陳彬龢後來發表的幾篇回憶錄及與他多所交往的金雄白、高伯雨（林熙）等人的回憶文章，甚至由他本人口述，胡敘五（拾遺）筆錄的長文〈一個逃避漢奸罪刑者的自述〉，從而梳理出他的生平大要，這篇文稿可說是至今最完整而詳細的資料。對於趙叔雍也有類似的情形，因此文友黃岳年兄在看過我寫的趙叔雍的文稿後覆信說：「先生大作，亦破謎之作也，先睹為快，我之幸也。」他認為對於趙叔雍：「內地出版物刊載的文章連生卒年也多沒有弄清楚，遑論其他，而蔡氏謙稱自己的文章『查考當年與他有過交往的人士，梳理出一些線索，或可拾遺補闕也。』實際是他以近萬言的篇幅，搜盡了目前能找到的關於趙叔雍的資料，還原了一個鮮活的趙叔雍。」
金雄白
對於附逆這段不光彩的過去，不管傳主本人或親友大都諱莫如深，因此常常找到相關的人的回憶文章，卻僅見一筆代過。例如王新命在一九三四年間是《晨報》的總撰述和主筆，有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是由他起草的，按理說他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及樊仲雲的個人，當有一手的記載，但當我找到他的回憶錄《新聞圈裡四十年》，翻到相關章節時，卻是令人失望的，不但因有所忌諱而輕描淡寫，許多情況甚至還寫錯了。還好我找到了也參與這事件而沒具名的葉青（任卓宣）寫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經過〉一文，才作了應有的補正。
有失望，當然也有喜悅，這種喜悅常是意想不到的發現。當我為報人管翼賢的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搞得焦頭爛額之際，突然在臺灣早期的一本雜誌看到一篇〈抗戰前故都的新聞界〉的轉載文章，映入眼簾的作者的名字是「李誠毅」，那不是和管翼賢一起辦《實報》的，由這篇文章我再追蹤，得知李誠毅後來到了香港，並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他的回憶錄《三十年來家國》，我在中研院圖書館找到這本由香港振華書局出版的絕版書，摩挲著陳舊昏黃的紙頁，往事歷歷，心中的喜悅油然而生。當然在這之前我就找到與管翼賢有多所交往的報人龔德柏的《回憶錄》，龔德柏說有一天在漢口王芃生處，王芃生拿出一件香港電報給他看。龔德柏得悉管翼賢在香港與日本新聞記者有接觸，即斷定他有投敵之意。而王芃生當時是馳名中外的研究日本問題的權威，有「日本通」之稱，他所主持的國際問題研究所，是「中統」、「軍統」外的第三個情報單位，其消息無疑是可靠的。
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許多細節是不能輕易放過的。例如梁鴻志抗戰勝利後被捕的經過，許多書籍的說法是不對的。我從後來他在獄中寫給女兒梁文若的遺書看出，他是被黃秋岳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姪女婿黃竹生所出賣，而通報任援道的。任援道在「維新政府」時是梁鴻志的部屬，抗戰勝利後他亮出了「牌子」，說他是軍統派出潛伏人員，所以沒有當為漢奸，但軍統要他把漢奸一個個「咬」出來，因此他認為黃竹生與梁鴻志有姻婭之誼，遂逼迫黃竹生「交出」梁鴻志躲藏的地點。而至於梁鴻志被關入「楚園」，甚至提藍橋監獄，許多書籍都沒描寫到獄中的細節，作為一個詩人，他在獄中寫下許多詩，也與同因附逆的詩人趙叔雍多所唱和，而金雄白、孫矅東諸人與梁鴻志也關在同一監獄，他們都留有回憶文章，這些文章與梁鴻志的遺詩合看，才能還原歷史的場景與當時梁鴻志的心境。
梁鴻志
最後要感謝董橋先生，我在寫朱樸一文，引用他的資料，後來董先生看了我發表在上海《書城》的拙文後，在其〈文窗劄記〉文中寫了一段話：「朱樸舊事：六年前寫張大千《歸牧圖》，我寫了一點張大千與朱樸朱省齋的恩怨。前夜讀蔡登山的〈朱樸與《古今》及其他〉，梳理省齋一生事蹟非常詳細。早年林海音先生跟我說起過蔡登山，說他用功得很，整理舊人舊事資料最周全，從此，報刊上一見蔡先生文章我必讀。他這篇新文文末引了我的舊文，也引沈葦窗先生的〈朱省齋傷心超覽樓〉。沈先生說省齋一九五七和一九六○年都回過上海也去過北京，還在北京遇見瞿兌之。瞿先生晚年境遇不佳，家藏一幅齊白石超覽樓長卷四百元人民幣賣給省齋，省齋大喜，在畫上鈐了收藏印，想着此畫到港可值萬金。不料，回港路上長卷給深圳關員搜出來，說他盜竊國寶，罪無可逭，準備法辦，趕忙託人緩頰，終於沒收了長卷放了人。省齋經此一嚇竟得怔忡之疾，一九七○年六十九歲殁於九龍寓邸。此事我和南宮搏先生在《大成》編輯室聽沈先生說過，那篇〈傷心超覽樓〉我反而漏讀了。」董先生對字畫文物深有研究，對掌故軼事又多所博聞，豈晚輩所能及哉！先生之言就權當長輩對我的勖勉與鼓勵，心中還是由衷的感激！
感激的還有學者張暉先生及李今女士，因為他們的《龍榆生先生年譜》及〈穆時英年譜簡編〉，翔實豐富的資料，給後來的研究者提供把臂入林的方便。筆者在寫龍沐勛及穆時英之文，便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完成的。另外還有文友秦賢次先生、黃惲先生、黃岳年先生，是我經常請益的對象，他們也不時地提供相關的資料，讓我在寫作中能突破瓶頸，在在都要感激的。
遮蔽的記憶需要還原，歷史的真相才得以明白。本書僅是就其中的一個小小議題，試圖去梳理，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廣泛地研究。前路漫漫，就當它是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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