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东洋史

 内藤湖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内藤湖南一生曾十次访华，一次访欧；在游历华南华北期间，他通过面会笔谈，结交了严复、文廷式、张元济、沈曾植、柯绍忞、王国维、罗振玉、刘鹗等人

内藤湖南一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旁及其他学科，学问渊博，世所罕见。大正十年（1921）左右他在京都大学所使用的讲义，日后成为其大作《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一○》，筑摩书房）一书之稿本，该书开宗明义指出：“我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其对于东亚文化的研究即是以中国历史的研究为范围：简而言之，内藤氏史学研究的地理范围，即以帕米尔、西藏高原为中心而开展，去除印度、中亚细亚、西伯利亚的所谓“东亚”为地理区划的历史文化学研究，上述范围的史学，在他本人界定中即为所谓“东洋学”，而此东洋学概念，正隐含着一种将东亚视为整体的世界史史观。^[3]，

他交往的大多数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国粹主义的国民主义倾向，对于内藤史观的形成大有影响，如：最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宣扬国民主义的政教社；西村天囚主张的坤舆文明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洋文化论。

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 …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14]